• 秋书

    2004-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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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是禁不住夸的。
    北京的秋天最是美丽,让人在其他三季里不断地思慕着。隐约记得《红楼梦》里有一句赞美菊花的诗:抛书人对一枝秋。我望文生义地解释为,在这美好的秋日,对着这般芬芳,我抛下心爱的书本,一心想着,跑出去饮酒取乐。
    这几天的天气,却是明明白白告诉我,还是安安静静待在家读读书罢。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种趣。
    现在外面一片迷蒙,漫漫的,说不清是雾,还是尘埃,脏,不待说,还异常的逼仄。
    中午还好些。我在三联书店外面,看到马路上的树,菱形状的叶子,红,黄,浅红,浅黄,层层叠叠,真是秋的颜色。对于植物,我是一窍不通,所以竟不知这种在北京广为种植的是什么树。印象很深刻的是,几年前还在上学的时候,28楼和31楼之间植满了银杏树,一到秋天,飘落的遍地都是,踩上去,发出脆生生的“啪”“啪”声来。坐在楼前的花台上,看着一群唇红齿白的青年男女“响”来“响”去,是很容易生出生活的激情来。
    然而桑塔耶那说:激情本身是物质的冲动,自有成熟的时候,而且往往像传染病一样。秋天就是一种易于传染的物质的冲动罢。
    如此短暂的秋天,一切转瞬即逝,也容易令人厌世。前几天一个朋友问我,人生是苦长,还是苦短。我说,当然是苦长。秋天虽然短暂,只要活着,三季过后,还是秋天。世事不可过于较真,否则真是没有活得乐趣。叶嘉莹女士念念不忘老师顾随的话:“我们要以无生的彻悟,来从事有生的事业”。深情锐感的人,怜惜的是“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我所关怀的倒是《西西弗神话》里开篇的哲学命题。它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要一个,自杀。判断生命值得不值得经过。人的一生很无趣,有限的快乐也很庸俗。

    哈金在他的小说《疯狂》里探讨了,如何解救自己的问题。在这本以bajiu事件为背景的小说里,主人公是一位中风之后,疯狂的杨教授。躺在病床上的这位大学中文系的著名学者,试图解救自己的灵魂。他对前来探望他的系主任说,他不认为他们就是知识分子:
    “不,我们不是。中国哪有知识分子?笑话,谁受过大学教育,就叫做知识分子。事实是,人文学科的所有人都是小职员,理工科里的所有人都是技术员。告诉我,谁才是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那种又有独创性思想又讲真话的人?我一个也没见过。我们都是国家的哑巴劳工——是退化的人种。”
    杨教授在中风之后,发泄着压抑着的一切,带着面具的生活,毫无思想性的研究,和女学生的偷偷摸摸的爱情。他的学生万坚,目睹了老师的疯狂呓语,决心跳出做一个小职员的命运,却最终无法逃托,最好只好永远逃离。
    小说探讨的是威权主义下的个人如何逃脱体制的压迫和异化。由于他选取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样本,而显得异常可悲,原本应该是承担社会良心的思想者完全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本能。bajiu只不过是对知识分子所处的悲惨世界的极端呈现。
    哈金应该深谙写作之道。他的小说,异常干脆利落。《疯狂》的开头是这样的:
    “一九八九年春,杨教授突然中风,大家都非常吃惊。”
    结尾的最后一句是:“从现在起我将改名换姓”。
    肯定是深受英语作品那种简洁的熏陶。
    但这本小说在结构上非常单一,就是作为第一人称的万坚,陪伴住院的杨教授,而目睹杨的内心深处,凄惨一生的表露,思想渐渐发生变化。
    “描写民族悲剧与疯狂的巨著”,真是言过其实了。人性、自由与体制、压制的抗争,其实出现在每一个社会,每一个生活细节之中,只不过极权主义社会和威权主义社会,这成为最大的主题。

    桑塔耶那说:从长远来看,生命是悲剧性,但存在或当下的生活却是喜剧性的。我们为什么要放过或加快一些东西,为愚行生气,或为厄运绝望?在玫瑰和罪恶之中,尽情狂欢吧。做一个最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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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 《疯狂》还有一条主线,就是 “ 我 ” 的趣味演变,我从一个急于通过 “ 考博 ” 前往北京,与导师女儿梅梅会合结婚生子过上 “ 小职员 ” 生活的登徒子,到听了导师在病房里以胡言乱语道出真相,再到卷入针对导师和争夺女友的一系列阴谋中,最后有如醍糊灌顶,决定放弃再作一名 “ 抄写员 ” 的努力。最后,他前往北京 “ 六 @@四 ” 事件的现场,目睹了天安门广场、街区的大肆屠杀,从尸体间爬回山宁大学,而此时,具有中共阴暗政治一切丑态的彭英正想告密除掉他,以让杨慎民胡言乱语道出的 “ 真相 ” 绝迹,我只得再次踏上逃亡之路。哈金还在《疯狂》里预设了九十年代后成为中国消费主义、抄写员骨干的 “ 方班平、梅梅、黄副校长儿子 ” 等一干知识分子嘴脸。



    当然谁也看不到哈金小说蕴涵的巨大民族殇痛,因为他们的血液早已被虚伪与掩饰、政治知识、自以为是的识见、消费主义的中产趣味充塞他们的脏器,那种真正为民代言的小说勇气和文学高贵品质总是让他们心堵。《见证一千零一夜: 21 世纪初的文学生活》



    在香港或韩国、日本、新加坡,东方 / 儒教文化很难再统摄心灵,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后殖民主义成为新的 “ 儒教 ” 思想;而在理论上处在 “ 儒教 ” 核心的中国大陆也早已经历二十世纪中叶国家政体的嬗变而丧失殆尽东方传统文化,砸四旧、反右、文革等一系列 “ 人祸 ” 政治运动,将传统中国牵拽向一个以极权封建文化的现代幽灵 “ 共产党党教文化 ” 为教义的 “ 黑暗断崖 ” 。前者全盘西化,宣扬消费主义,后者则断送中国 / 东方传统文化,使 1949 年以来几十亿中国人生活在麻木不仁僵尸样的 “ 乌托邦 ”“ 政治知识 ” 里,以至有良知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 1949 以后大批逃亡、流亡国外,在海外保留下一点 “ 儒家 ” 思想的血脉